原標題：充分挖掘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資源（主題）

——專家探討地方志編撰助力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副題）

光明日報記者 蘇雁 光明日報通訊員 蔣麗英

在中國有這么一塊土地，地理學家稱她“水潤”，文學家稱她“詩性”，藝術家稱她“意境”，經濟學家稱她“富庶”，而普通民眾則稱她“宜居”——這就是“江南”。

“最古之史，實為方志”。江南是全國地方志編纂歷史最悠久、編纂頻率最高、歷代志書數量最大、品種最全、質量最好的地區之一。2021年10月，“志說江南·2021蘇州圓桌會議”舉辦，來自海內外眾多專家學者匯聚一堂，一起探討“方志里的江南與新時代江南文化高質量發展”這一議題。

蘇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金潔表示：“今天的長三角城市群大致是古代江南的當代形態，三省一市地緣相鄰、文化相親，有著共通的文化基因和價值觀念，我們希望以江南文化為紐帶，加快推動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加快建設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撐。”

水鄉周莊。 光明日報記者 蘇雁攝/光明圖片

地方志成為江南文化的根和魂

“一個小小的石湖，完全可以佐證這個劃分。”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胡祥說，位于蘇州城西南的石湖，水面積僅有3.6平方公里，“但石湖在南宋時成為江南的人文淵藪，最重要原因是，石湖和南宋詩人范成大的相互成就，形成了其特有的人文景觀。”

范成大在石湖邊編撰《吳郡志》，棄圖存文，這是中國方志史上的標志性事件，從而讓石湖成為江南文化高地，越來越為世人矚目。“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就出自他晚年編撰的《吳郡志》。范成大去世前一年，50卷《吳郡志》編撰完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吳郡志》“征引浩博，而敘述簡核，為地志之善本”，評價非常高。

“對《吳郡志》記載的那些充滿個性和有溫度的蘇州人物，對其中或隱或現的江南詩性文化的基因、元素、特點、規律進行深入和系統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深刻更全面地認識和把握蘇州，也會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當代城市文化建設提供重要而獨特的理論和方法。”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教授說。

范成大之后，江南的地方精英先后加入修志行列。“在現存的江南方志中，從府志計算，鎮江、常州和蘇州范圍內，宋、元方志加在一起，不滿100種。還有一些盡管還沒有修成志，但是為修志做準備，保存下了非常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明清時期，有很多史料是民間自己修的，不僅多，而且質量高。單從方志講，很多都是全國一流專家參與修撰、撰寫，特別是晚清和民國的方志，已經有不少用上了現代調查統計的辦法，用科技手段編纂。”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

“這些志書的反復編纂，為江南文化的形成與固化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說，地方志成為江南文化的根和魂。”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左健偉說。

盛世修典，盛世修志

上海市社聯主席王戰提出：“是千年江南經濟成就了江南文化。”沒有經濟的發達，江南文化就失去了立足之本。古往今來，盛世修典，盛世修志。

2019年年底，校點本《江南通志》出版，這是乾隆版《江南通志》的第一次校勘、標點、排印出版，包括了10志、68門、200卷，分訂為12冊，654萬字。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程章燦教授主持了該項點校整理工作。“校點本《江南通志》出版時，恰逢江南文化研究正如火如荼地鋪開，整個社會對江南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時國家確定了長三角發展戰略，該書有了更重大的現實意義。”程章燦說。

“充分利用江南的方志，挖掘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資源，可以使我們對江南和江南文化的研究達到新的水平。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現有方志的數量和質量，也反映出一個地區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程度。江南的方志，反映了江南的文化乃至江南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水準。”葛劍雄說。

今年，蘇州將國家方志館江南分館建設寫入黨代會報告、列入《“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三年行動計劃》，挖掘方志里的江南文化資源，闡釋新時代江南文化精神，探尋江南文化的歷史傳承和當代創新。

“江南”再擴容

前不久，長三角的幾座兄弟城市，因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軌跡高頻地聯系在一起。

三位姑娘從上海到蘇州，先后游歷了土地廟、滄浪亭、網師園等5個景點，不同于以往的流調，人們發現這是年輕人尋訪宋元古建的一趟人文之旅。隨后，蘇州發出了“待無恙，君再來，訪蘇州，探江南”的邀請，上海回應“待無恙，定再來”，杭州以“待無恙，訪蘇杭，多來往”的聲音和兩城互動，南京隨即也加入了“待無恙，多往來，共話江南”的呼應中。

蘇州大學近代文哲所特聘教授余嘉說，從“文化江南”這個角度來看，“長三角一體化”既是一個鮮活的新概念，又具有近千年歷史的事實基礎。“江南文化的詩性和柔韌，生命力和感染力，增強了長三角區域各地之間的認同感，提升了區域創新力，并輻射到包括基礎設施、科技創新、生態環境、市場體制、規劃管理、公共服務等諸多領域的一體化進程中。”余嘉表示。

但是，“‘江南’畢竟是一個更著眼于文化范疇的虛化概念，而‘長三角’則是一個以27個城市、22.5萬平方公里為中心區的明確的行政區劃范疇，具有政治意義的重大命題和戰略意義的長遠目標。”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省社科院研究員潘捷軍說，因此，從“長三角一體化”的角度來說，“江南”將迎來一次“再擴容”，江南文化也將迎來新的發展高地，其主題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精美。

作為傳統江南文化的核心代表之一，新時代的蘇州則提出要加快建設展現“強富美高”新圖景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市，全力打響“江南文化”品牌，與“蘇州制造”品牌形成了一幅雙面繡，展現出現代蘇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新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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